崇祯四年的夏末，北京城依旧笼罩在暑热之中，然而紫禁城文华殿内的气氛，却比户外的天气更加燥热难当。
一场关乎帝国未来战略方向的激烈辩论，正在这帝国的决策中枢上演。
朱由检端坐于御座之上，神色平静地注视着下方分成泾渭分明两派的朝臣。
今日的御前会议，原本是商议北方边防与海军建设的拨款分配，却迅演变成了一场“陆权”
与“海权”
的路线之争。
争论的导火索，是户部根据内帑银行账目和新政税收，呈上的一份关于下一个财政年度预算的初步草案。
草案中，用于“海军特别建设基金”
以及福建马尾讲武堂、大沽口船舶格物所、预定海军基地建设的拨款数额，次过了维持北方九边重镇及京营新军的常规陆军军费。
虽然这其中有晋商抄没款项专项投入海军的因素，但这个数字依旧刺痛了许多人的神经。
率先难的是一位资历颇老的都察院御史，他须皆白，声音却洪亮激昂：
“陛下！
臣以为此预算草案，大为不妥！
北虏虽经鹰嘴峪一挫，皇太极身死，然建州残余未灭，多尔衮辈仍据沈阳，厉兵秣马，岂可掉以轻心？蒙古诸部虽表面归附，然狼子野心，反复无常！
此时正当巩固北疆，加强边镇，训练精兵，以期彻底扫清虏氛，永绝后患！
岂能糜费巨资于那虚无缥缈之波涛之上？”
他越说越激动，挥舞着手中的象笏：“造船一艘，耗费数万乃至十数万两；养水师一营，岁耗堪比陆师数营！
且海浪无情，舟船易损，水手难训，投入巨大而见效迟缓！
纵观史册，凡强盛王朝，皆以陆权为本！
昔年永乐皇帝遣郑和下西洋，耗费何止千万，然终成镜花水月，于国何益？前车之鉴，犹在眼前啊陛下！”
这番话立刻引来了众多附和之声。
多是来自兵部、部分户部官员以及一些与北方边镇利益攸关的科道言官。
他们纷纷陈词，强调陆上威胁的现实性与紧迫性，认为将如此巨额资金投入“风险难测”
的海洋，是舍本逐末，是拿帝国的安全冒险。
“陛下，水师能保东南沿海安宁即可，何须如此穷奢极欲，建造那等巨舰？茫茫大海，除了商贾逐利，又有何物值得我天朝上国如此兴师动众？”
“是啊，陛下！
如今国库虽稍裕，然各地灾荒、新政推行在在需钱，当用在刀刃上！
水师之费，理应削减，至少不应过陆师！”
面对这汹涌的质疑声浪，支持海军建设的一方，如郑芝龙、工部尚书、以及几位受新政提拔、思想较为开明的年轻官员，虽竭力反驳，但声音相对微弱。
郑芝龙试图阐述海洋贸易的巨大利益和海权的重要性，但在那些根深蒂固的“大陆思维”
面前，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郑将军久在海上，自然为水师说话。
然我大明根基，终究是在这陆地之上！”
“海外之利，虚无缥缈，怎比得上北疆安稳，社稷无虞？”
争论持续了将近一个时辰，殿内充满了火药味。
朱由检始终沉默地听着，没有打断任何一方。
他需要让这些不同的声音充分暴露出来，也需要观察朝臣们的态度。
直到双方的争论稍歇，目光都聚焦到御座之上时，朱由检才缓缓开口。
他的声音并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瞬间压下了殿内所有的嘈杂。
“诸卿所议，皆为国事，其心可嘉。”
他先定下基调，随即话锋一转，“然，朕有一问，望诸卿思之。”
他目光扫过那些主张削减海军经费的官员：“若仅固守陆权，我大明可能高枕无忧？北虏之患，确需警惕，然今日之后金，困守辽东，内斗不休，物资匮乏，尚能如昔日般破关南下，威胁京畿否？我新军火器之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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