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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我的大明工业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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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6章 江南的软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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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四年的春日,暖风拂过长江两岸,吹绿了杨柳,催开了桃花,也给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城带来了又一轮繁华景象。

画舫依旧在碧波上荡漾,丝竹之声依旧从深宅大院里隐隐传出,市集上人流如织,叫卖声不绝于耳。

然而,在这片看似承平的烟水之气下,一股潜流正在悄然涌动,无声地抵抗着来自北方的变革之风。

苏州知府衙门,后堂书房。

知府赵彦屏退了左右,独自对着一份刚刚收到的、来自户部与内帑银行联合签的公文,眉头紧锁,脸上满是愁容与无奈。

公文再次强调了加快银元券在江南各府县推行、逐步取代银两和旧式宝钞的要求,并附有最新的考核指标。

他长长叹了口气,提起笔,却又迟疑地放下。

最终,他还是铺开一本空白的密折专用笺,蘸饱了墨,开始书写。

这不是呈送通政司的普通题本,而是直达御前的密折。

字迹工整,措辞却极为谨慎,字里行间透着一股难以排遣的焦虑。

“……仰赖陛下天威,新政浩荡,银元券推行之事,臣与苏州府上下夙夜匪懈,不敢有违。

官俸、兵饷等项,已悉数按章放,市面零星交易,间有使用,百姓初觉新奇,亦无太大阻碍。

然……”

写到这里,赵彦的笔锋顿了顿,仿佛需要积聚勇气。

“然,臣近日察得,于大宗商货交易、田宅典卖、巨款借贷等关节,银元券流通殊为不畅。

表面观之,各商号、钱庄皆言遵从朝廷法令,柜上亦备有银元券样品,官府问询,无不恭谨应答。

然实则……实则私下里,几大商帮巨头,如松江徐氏、苏州周氏、无锡华氏等,似有默契,凡涉及千两以上之交易,仍循旧例,坚持以足色银两结算,或以旧有信誉卓着之钱庄票号汇票为准,鲜少真正接纳银元券。”

他详细列举了几桩暗中查访到的实例:一宗丝绸行与布庄之间价值五千两的生丝交易,一宗米行与盐商之间近万两的粮盐互换,甚至官府试图用银元券采购一批修筑河堤的物料,几家大商号虽未明拒,却以“账房不熟新币结算,恐生差错”

或“银元券市价或有浮动,需加计风险”

等理由,婉转推诿,最终仍要求以库平银支付。

“……彼等虽不明言抗拒,然此等阳奉阴违之举,致使银元券难以进入大宗流通领域,币信难以真正树立。

民间中小商贩,本已观望,见巨头如此,更生疑虑,持券者亦急于兑银,形成挤兑压力,内帑银行苏州分号压力倍增。

长此以往,恐新政受阻,朝廷威信受损。”

写到这里,赵彦搁下笔,揉了揉胀的太阳穴。

他心中明镜似的,知道问题根源何在。

这些盘踞江南数百年的士绅商帮,树大根深,关系网盘根错节。

他们抵制银元券,绝非仅仅因为“不习惯”

或“恐生差错”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新政触动了他们最根本的利益和特权。

先,是金融权的旁落。

以往,江南的金融命脉,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这些大商号和与之关联的钱庄、票号手中。

他们通过控制白银流通、行私票、操纵汇兑,获取了巨额利润,并以此影响着地方经济。

内帑银行和银元券的强势介入,等于是在夺他们的“金饭碗”

,要将金融权收归中央,这是他们绝对无法容忍的。

其次,是皇权直达基层的恐惧。

银元券不仅仅是一种货币,更是皇帝和新政权力向地方渗透的象征和工具。

通过银元券的流通,朝廷的财政影响力将直接深入到每一笔交易,削弱地方士绅和商帮对基层经济的控制力。

这与“士绅一体纳粮当差”

的精神一脉相承,都是要打破他们长久以来享有的然地位和免税免役特权,将皇权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角落。

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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