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门下三品的韩瑗。他是关陇贵族出身，性情耿直，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同气连枝。“皇后之位，关乎礼法纲常，岂可轻言‘速择’？先皇后（指王皇后）虽有失德，然废立大事，当慎之又慎，需天时、地利、人和俱备，更需天下归心， 非一言可决！且中宫人选，必出身名门，德才兼备，为天下楷模**，岂可仓促定之？臣以为，当从长计议，博采众议，方是稳妥！”
韩瑗虽未明言反对“立新”，但强调“慎之又慎”、“从长计议”、“出身名门”，实则是在拖延，并为可能的新后人选设定极高的、近乎苛刻的门槛（“出身名门”一条，便可将许多潜在人选排除在外）。
“韩侍中所言，才是老成谋国之道！” 又一位大臣出列附议，是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来济，亦是关陇集团重要人物，“礼，治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废后已是非常之举，立新更需依礼而行。臣闻，《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子以母贵。 今太子既立，太子之母，方是国母之正选！然……”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御座，意有所指，“太子生母早薨，此乃天意。 然太子既为储君，其教养、其体统，关乎国本。 中宫新立，必能慈爱太子，视如己出，方合礼法，可安天下！”
来济更狠，直接搬出“母以子贵”的《春秋》大义，将“国母”人选与“太子生母”挂钩。太子李忠生母刘氏出身低微且早逝，这等于暗示，新后必须能善待、甚至“视如己出”地抚养非亲生的太子，这无疑又是一个极高的、且微妙的要求。同时，也隐隐点出，皇帝若另立宠妃（如萧淑妃，或有子的其他妃嫔），其子可能与太子产生嫡庶之争，不利于国本。
这两位重臣一唱一和，引经据典，占据了“礼法”和“国本”的制高点，反对的意图已十分明显。许多中立官员闻言，也开始暗自点头，觉得二人所言有理。
皇帝李治的脸色，微微沉了下来。他自然听得出韩瑗、来济话中的机锋。他们是在用“礼法”和“太子”来制约他，不希望他立一个可能威胁现有权力格局（尤其是关陇集团和太子地位）的新皇后。
“韩公、来公所言，固是正理。” 又一个声音响起，出列的是新任吏部侍郎、出身寒门但以干练著称的李义府。他面带微笑，语气却绵里藏针，“然，法理不外乎人情，礼制亦需顺应时势。 先皇后王氏，行厌胜巫蛊，诅咒君父、储君，此乃人神共愤，天地不容之罪！其德已亏，其位自废，此乃陛下依国法、顺天意而行，何来‘轻言’？中宫既虚，为国计，为民望， 早日择贤而立，正是陛下勤政爱民、重视纲常之体现！至于新后人选，德才为重，出身次之。 若只论门第，不论贤愚，则何以表率天下，教化兆民？昔文德皇后（长孙皇后）曾言：‘妾于陛下，为夫妇，情义深重。然每观古事， 后妃之德，在佐君以道，不在门户高低。’ 此乃至理名言！且太子仁孝聪敏，陛下圣明烛照， 无论谁为中宫，只要恪守 母仪， 慈爱 太子， 东宫之位，自然固若金汤，何忧之有？”
李义府针锋相对，先为皇帝的“废后”正名，强调其正当性与必要性。然后提出“德才为重，出身次之”，反驳韩瑗的“出身名门”论，并引用已故长孙皇后的话来增强说服力。最后，又将“太子”问题轻描淡写地带过，强调皇帝和太子本身的重要性，试图化解来济设置的障碍。
他的发言，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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