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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人口也多了起来。
建康城里新开了不少店铺，有卖胡饼的，有卖波斯地毯的，甚至还有鲜卑人来做生意——当然，他们得改穿汉服，说汉话，不然会被当成奸细抓起来。
刘义隆还搞了个“元嘉文学”
，召集了一批文人雅士，天天在宫里写诗作文。
有个叫谢灵运的诗人，写了《登池上楼》，里面有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被刘义隆夸为“千古名句”
。
谢灵运得意得不行，到处吹嘘“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这牛皮吹的，也是没谁了。
可繁荣背后，总有隐患。
士族虽然不敢明着跟皇帝作对，暗地里却还在较劲。
谢家想跟王家联姻，王家不愿意，两家就互相使绊子；地方上的豪强也没闲着，偷偷兼并土地，刘义隆派去查的官员，要么被收买，要么被威胁，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北边的拓跋焘也有烦心事。
统一北方后，鲜卑人和汉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汉人觉得鲜卑人野蛮，鲜卑人觉得汉人狡猾。
有个鲜卑贵族喝醉了，在平城街头杀了个汉人，拓跋焘想依法处置，其他贵族却闹事说“汉人贱命，杀了就杀了”
，气得拓跋焘把带头闹事的贵族打了五十大板。
他还信了个叫崔浩的汉人谋士，让崔浩主持编修国史。
崔浩也是个实在人，把拓跋家早年那些不光彩的事（比如抢嫂子、杀兄弟）全写进去了，还刻在石碑上公开展览。
鲜卑贵族一看，炸了锅，联名上书要求杀崔浩。
拓跋焘没办法，只能把崔浩满门抄斩——这就是历史上的“国史之狱”
，也让北魏的汉化进程倒退了不少。
元嘉十六年的冬天，南北都很平静。
建康城里，刘义隆在灯下看新修的《宋书》，看到父亲刘裕的事迹，忍不住叹了口气；平城的皇宫里，拓跋焘正跟儿子拓跋晃讨论明年要不要南征，拓跋晃说“江南太热，不如打柔然”
，拓跋焘笑了：“你懂什么，江南的丝绸和美女，比草原的马奶酒有意思多了。”
谁也没想到，这平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再过几年，这两个皇帝又要在战场上见高低，而那一次的较量，会比元嘉北伐惨烈得多。
淮河两岸的百姓，又要开始收拾行李，不知道下一次，该往南逃，还是往北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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