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国际法庭的穹顶下，彩绘玻璃将阳光筛成斑驳的光斑，落在花岗岩地面上。李晚星坐在原告席，指尖无意识摩挲着左耳垂的祖母绿耳坠，宝石泛着冷光，像蛰伏的复仇之眼。被告席上，林正明的首席律师推了推金丝眼镜，镜片后目光如蛇：“李小姐，这份账本既无公章也无签名，谁能证明不是栽赃？”
旁听席最后一排，黄砚舟交叠的长腿微不可察地动了动，黑色西裤下绷紧的肌肉泄露出压抑的怒火。他的视线越过人群，落在晚星挺直的背脊上——立领旗袍包裹的纤细脖颈看似脆弱，却透着倔强的锋芒。
法庭内木质与墨水的气味混杂着香水味，让晚星太阳穴突突直跳。三天前爆炸的余波仍在体内震荡，后腰淤青被座椅压迫得钝痛不止。她抬了抬下巴，声音清冷如冰：“1932年7月14日《星洲日报》第三版，林氏航运‘翡翠号’货舱照片称运输橡胶，角落货箱编号——”她翻开泛黄的报纸复印件，“与账本第七页完全吻合。”
林正明嗤笑一声，考究的深灰西装衬得他像赴酒会而非受审：“小姑娘，箱子长得都一样。”
“是吗？”晚星猛地站起，旗袍下摆划出凌厉弧线。她转向法官：“请允许展示补充证据。”
法官点头的瞬间，她摘下左耳耳坠。旁听席上的黄砚舟瞳孔骤缩——那是她母亲的遗物，从不离身。纤细指尖在宝石背面轻按，“咔嗒”一声，一枚小指指甲盖大小的存储卡滑出。
“1934年改良版德国徕卡微型摄像机，”她将存储卡插入投影仪，声音因激动微颤，“家父在槟城码头拍下的画面。”
黑白影像投射在墙上：年轻的林正明踹翻木箱，露出黑漆漆的枪管，对工人做着抹脖子的手势。背景日历清晰显示：1931年9月18日。
“九一八事变当天，”晚星的声音如淬冰的刀，“林氏航运往日本运送的‘茶叶’，是德国毛瑟步枪。”她猛地转向林正明，“三天后，我母亲咳血——有人在她的碧螺春里掺了缓释砒霜！”
法庭哗然。林正明的律师团涨红了脸。旁听席上，周正辉的茶杯“当啷”落地，褐色茶渍在西裤上洇成丑陋的疤。
晚星死死盯着林正明惨白的脸，指甲掐进掌心。被刻意遗忘的记忆如潮水涌来——那天放学，母亲倚在藤椅上，捧着碧螺春对她笑，嘴角却渗出血迹染红杯沿。“星儿，记住，要像你父亲一样勇敢……”母亲的声音轻如羽毛，冰凉的手紧紧攥着她的小手。那晚，母亲再没醒来。父亲抱着遗体坐了整夜，用母亲最爱的真丝手帕擦拭她嘴角的血，那条绣木兰花的手帕，从此再没洗干净过。
“你以为销毁纸质证据就万无一失？”她向前一步，耳坠银链划出冷弧，“父亲早猜到会有这一天。”目光如箭射向面如死灰的周正辉，“他用生命换来的真相，今天必须大白于天下！”
周正辉猛地弹起，椅子刮出刺耳声响：“胡说！都是合成的——”
“肃静！”法官敲下法槌。晚星突然踉跄，连日疲惫与情绪波动让爆炸留下的脑震荡后遗症发作，眼前发黑，耳中嗡鸣，扶住桌沿时摸到一片温热。
黄砚舟不知何时突破法警阻拦来到原告席，宽大的手掌稳稳托住她发抖的手肘，掌心温度透过旗袍布料注入血脉。他拇指在她肘内侧极轻地摩挲，触感轻如蝶翼却重若千钧。“继续。”他贴在她耳畔低语，呼吸拂过她摘下耳坠后裸露的肌肤，三个字比任何誓言都安心。晚星嗅到他身上淡淡的血腥味——今早换药时，她亲眼看见他后背的纱布又被血染红。
她深吸一口气挺直脊背，黄砚舟的手适时松开，仍站在她身后半步，如沉默的屏障。这姿态让林正明的律师团脸色更难看——黄家少当家公然站队，意味着两大家族正式撕破脸。
“法官大人，”晚星取出锈迹斑斑的铁盒，“这是从三号井挖出的原版胶片，已由瑞士联邦材料检验局鉴定。”打开盒子时，金属摩擦声像生锈的刀划过法庭，“同时发现的还有十二名矿工的遗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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