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去找驻军的将领，想要点楠木边角料。将领正在看地图，上面用红笔圈着要修水渠的地方。“木料有，”他指着墙角的木板，“但得让你们村的人帮着修水渠，用咱们中原的法子，用石头砌，再抹上石灰，保准不漏水。”
松平次郎起初不乐意，觉得明军是在使唤他们。可当龙骨水车转起来，清水顺着石渠流进稻田时，他忽然不说话了。佐藤健踩着水车的踏板，唱着王二柱教的歌谣：“龙骨转，清水流，稻花香里庆丰收……”调子跑了八百里，却让旁边的农夫都跟着笑了起来。
试种番薯的日子最让人揪心。埋下去的块根过了半个月，只冒出细细的芽，松平次郎天天往地里跑，看芽尖有没有长高。有天夜里下了场暴雨，他披着蓑衣在地里守了一夜，用石头把番薯藤压住，怕被冲走。王二柱发现时，他的胡子上都结了冰碴，却咧着嘴笑：“芽还在。”
初夏的时候，番薯藤爬满了田地，绿油油的像块毯子。王二柱教大家给藤子翻个身，说这样能长更多块根。松平次郎的手在藤蔓上轻轻拂过，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就是这样给他翻被子的。佐藤健蹲在地里，用刚学会的汉字在木牌上写“番薯田”，笔画歪歪扭扭，却很认真。
除了番薯，王二柱还带来了棉花种子。在大阪湾沿岸试种时，农夫们都觉得新鲜——这东西开的花白白的，不像稻子能结谷，也不像蔬菜能吃。“能织布，”王二柱指着自己的粗布衣服，“比麻衣暖和，比丝绸结实。”
可棉花怕冷，春天的倒春寒差点把苗冻死。王二柱让人把稻草铺在苗根上，像给它们盖了层被子。松平次郎的老婆偷偷把家里的旧棉衣拆了，把棉絮塞在稻草底下，说：“都是棉的，能认亲。”这话被佐藤健翻译给王二柱听时，王二柱的眼睛忽然有点湿。
秋收的日子终于来了。割稻子的时候，农夫们发现，用王二柱教的“单刀割法”，比他们传统的“双手割”快一倍，而且稻穗掉得少。松平次郎割得最快，额头上的汗珠滴在稻穗上，折射出金红色的光。他忽然直起腰，对着明军的营地喊：“王小哥，晚上来我家喝酒！”
番薯的收获更让人惊喜。一锄头下去，土里滚出一串圆滚滚的块根，紫皮的，红皮的，像些奇怪的果子。佐藤健抱着最大的一个，足有五斤重，往秤上一放，秤砣滑到最头端还没平衡。松平次郎用袖子擦了擦秤杆上的字——那是王二柱写的“十斤”，他现在已经能认得了。
棉花地里，女人们正忙着摘棉桃，手指被棉絮染得白白的。松平次郎的女儿也在其中，她手里拿着个小布包，里面是给王二柱缝的护腕，用的是刚收的新棉，针脚歪歪扭扭，却塞了满满一层棉絮。
打谷场上，新做的脱粒机转得飞快，稻壳飞起来，像金色的雪。王二柱站在旁边，看着农夫们把稻谷装袋，袋子上用红漆写着“大明”，旁边还有松平次郎歪歪扭扭的签名。佐藤健跑过来，手里拿着本账簿，上面用汉字记着收成：“比去年多了三成！”
夜里的松平家，米酒的香气漫了出来。松平次郎端着酒碗，非要跟王二柱碰杯，粗粝的碗沿碰在一起，发出闷闷的响。“王小哥，”他喝得脸红脖子粗，“明年，教我们种麦子吧？听说你们中原的麦子，能磨成白面，做……做那个叫‘馒头’的东西。”
王二柱笑着点头，往他碗里添了点酒。窗外的月光落在曲辕犁上，犁身上的水珠像碎银，闪着温柔的光。远处的水车还在转，咔嗒咔嗒的声里，混着农夫们的鼾声和稻田里青蛙的鸣唱，像一首关于新生的歌谣。
佐藤健忽然想起白天在田埂上看到的景象：王二柱把番薯种子分给路过的乞丐，还教他们怎么种。乞丐们的破碗里，第一次装满了能吃的东西，不再是石子和草籽。“王小哥，”他轻声问，“你们中原，是不是人人都有饭吃？”
王二柱看着窗外的月光，想起自己的家乡山东，那里的稻田一望无际，龙骨水车转得像飞。“会的，”他说，“只要好好种庄稼，都会有的。”
松平次郎没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却端起碗，对着月亮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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