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虽有忠臣，亦难安于位。
作者说
刘祎之的悲剧，乍看是“祸从口出”，实则藏着一场关于“规则”的博弈——他守的是“皇权与相权”的旧规则，而武则天要的是“我说了算”的新规则，两者碰撞，输的必然是守旧规则的人。更有意思的是，他到死都在纠结“敕令合不合法”，却没看清当时的朝堂早已不是“讲程序”的地方——当权力突破了规则的边界，所谓的“合法”不过是掌权者一句话的事。贾大隐的告密看似“背信弃义”，实则是那个时代里多数人的生存选择：在“说真话死”和“保小命活”之间，很多人都会选后者。这不是为贾大隐辩解，而是想说，刘祎之的“刚直”固然可敬，但在一个不讲规则的环境里，这种刚直更像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自杀式坚守”——他以为自己在维护制度，却忘了制度早已被权力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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