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的长安，朝堂上出了个敢跟皇帝“唱反调”的官，名叫戴胄。这戴胄原本是兵部郎中，为人耿直得像根铁柱子，既不贪钱，也不徇私，李世民看他办事靠谱，就把他提拔成了大理少卿——专门管断案的官，相当于如今的最高法院副院长。谁也没想到，这新官刚上任没几天，就跟李世民杠上了。
事儿得从候补官员造假说起。那会儿想当官得有资历，要么是科举考中的，要么是立过军功的，可有些没本事的人，就动了歪心思，伪造履历骗官做。李世民知道后气得拍了龙椅：“这些人敢欺君罔上！限他们三天内自首，要是敢隐瞒，一旦查出来，直接砍头！”
旨意传下去，不少人吓得连夜去官府自首，可偏有个姓王的候补官，觉得自己造假造得天衣无缝，躲在家里没动静。没成想没过几天，就被人揭发了。官差把王姓官员押到朝堂上，李世民一看他，火就不打一处来：“朕都下了旨让你自首，你还敢隐瞒！来人，推出去斩了！”
就在刀斧手要上前的时候，戴胄突然站出来，大声说：“陛下，不可！”满朝文武都吓了一跳——谁不知道皇上正火头上，这时候插嘴，不是找骂吗？李世民也愣了，盯着戴胄问：“你有什么话说？”
戴胄躬身行礼，不慌不忙地说：“陛下，根据大唐律法，伪造官资应当判处流放，不是死刑。臣身为大理少卿，得按律法断案，不能因为陛下一时之怒，就违背国法。”
这话可把李世民惹毛了，他一拍龙椅，茶水都溅了出来：“戴胄！朕已经下了旨，不自首就处死，你现在要按律法判流放，是想让朕失信于天下吗？”
戴胄却没退缩，抬头看着李世民，眼神坚定：“陛下，臣不敢让陛下失信。可陛下想想，您的旨意是一时之令，而律法是国家向天下人公布的大信用。一时之怒的小失信，和国家律法的大信用比起来，哪个更重要？臣恳请陛下忍小忿而存大信，按律法判案，这样天下人才会信服朝廷啊！”
李世民盯着戴胄看了半天，气渐渐消了——他知道戴胄说的是实话。要是为了一时痛快杀了人，坏了律法的规矩，以后谁还会相信朝廷的法令？他叹了口气，摆摆手说：“罢了罢了，就按你说的办，判流放吧。”
打那以后，李世民更看重戴胄了，还常跟大臣们说：“有戴胄在，朕就不用担心断错案了。”而戴胄也没辜负信任，断案时始终坚守律法，不偏不倚。没过多久，天下就再没出现过冤枉的案子，老百姓都说：“有戴少卿在，咱打官司不用怕受委屈了。”
这边戴胄刚把“断案的事”理顺，那边朝堂上又讨论起了“防盗”的事儿。那会儿长安城外偶尔会有盗贼出没，偷鸡摸狗不说，还敢抢老百姓的粮食。大臣们聚在朝堂上商量对策，有个武将站出来说：“陛下，不如设置严刑重法！凡是抓到盗贼，不管偷多少，都砍手；要是敢抢劫，直接砍头！看谁还敢当盗贼！”
这话一出，不少大臣跟着附和：“对！就得用重刑，才能镇住那些坏人！”李世民却摇了摇头，没说话。他想起前几年打仗的时候，老百姓为了交赋税、服劳役，家里的粮食都被搜空了，有的甚至吃不上饭，只能去挖野菜。要是日子过得好，谁愿意冒着杀头的风险当盗贼呢？
等大臣们说完，李世民才开口：“你们只想着用重刑，却没想想老百姓为什么当盗贼。他们要是有饭吃、有衣穿，能安居乐业，怎么会去偷去抢？如今有些地方劳役繁重，官吏又贪婪，把老百姓的东西都搜刮走了，他们走投无路，才会做盗贼啊。”
大臣们听了，都低下头——皇上说的是实话，只是他们没往这方面想。李世民接着说：“要想防盗，得从根上解决问题。第一，朕带头杜绝奢侈浪费，宫里的用度减一半，大臣们也得节俭；第二，减轻赋税劳役，让老百姓能留够粮食；第三，选拔清廉的官员，不让他们搜刮百姓。老百姓衣食富余了，自然不会当盗贼，哪里用得着严刑重法？”
旨意传下去后，长安城里最先有了变化。李世民把宫里多余的宫女放回家，还把御花园里养的珍禽异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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