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刺破雾霭时，周芷宁已经坐在图书室的窗前，对着笔记本电脑敲打“星光计划”的项目申请书。申请截止日期是下周五，她还有七天时间把那些零散的想法组织成有说服力的文字。
过去的一周里，她和祁夜见了三次面，每次都在孤儿院的小会议室，像真正的合作伙伴一样讨论项目细节。祁夜带来了商业计划书的模板，教她如何制定预算、设定里程碑、评估风险。周芷宁则分享她对孩子们的理解，提出哪些艺术形式可能最适合情感表达。
这种协作很新鲜——平等，专注，目标明确。祁夜依然会下意识地主导谈话，但每当周芷宁提出不同意见，他会停下来，认真倾听，然后调整。这种变化微小而坚定，像春天的第一场雨，悄无声息却滋润大地。
“周姐姐！”小雨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有记者来了！”
周芷宁的手指停在键盘上：“记者？”
“嗯！拿着相机和话筒，院长奶奶让我来叫你。”
一种熟悉的恐慌从胃部升起，像冷水漫过心脏。记者意味着曝光，意味着被审视，意味着过去可能被挖出来——她的抑郁，她的自杀未遂，她和祁夜病态关系的开端。这些私密的伤痕，一旦暴露在公众目光下，会变成怎样的故事？
她深吸一口气，关闭电脑，跟着小雨走向院长办公室。走廊里，她听见陌生人的交谈声，夹杂着相机快门的咔嗒声。
办公室里，除了院长，还有两个人：一位三十多岁的干练女性，短发，穿着米色西装外套；一位年轻男性，扛着摄像机。
“周小姐，你好。”女性记者主动伸出手，“我是《城市周刊》的记者林晓，这是我的摄影师小王。我们想采访关于‘星光计划’的筹备情况。”
周芷宁愣住了：“你们怎么知道‘星光计划’？”
“祁夜先生联系我们的。”林记者微笑，“他说你正在策划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儿童心理支持项目，值得被更多人知道。”
祁夜。周芷宁的心沉了一下。他没有和她商量，就直接联系了媒体。这算不算越界？但转念一想，项目确实需要宣传，需要公众关注才能获得更多支持。他只是……行动得太快，没有给她心理准备的时间。
“采访需要多久？”她尽量保持平静。
“一个小时左右。主要是想了解项目的初衷，你的个人经历如何启发这个项目，以及未来规划。”林记者已经打开了录音笔，“我们可以从你为什么选择在孤儿院工作开始吗？”
为什么选择在孤儿院工作？因为无处可去？因为需要逃避？因为在这里，她的痛苦不再特殊，而是众多痛苦中的一种？
周芷宁在院长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她看见自己的手指——纤细，苍白，无名指上的戒指在日光灯下闪烁。这个细节，记者一定会注意到。
“我在这里做义工，是因为……”她停顿，寻找合适的词语，“因为我相信，痛苦需要被分享，创伤需要被看见。这些孩子教会我，即使在最深的黑暗里，人依然有能力寻找光。”
林记者记录着，眼神专注：“听说你自己也有心理健康方面的经历，这如何影响你对项目的设计？”
问题来了。周芷宁感到喉咙发紧。她看向院长，老太太轻轻点头，眼神里是鼓励——说吧，孩子，你的故事是你的力量，不是你的羞耻。
“是的，我有抑郁症病史。”周芷宁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让自己都惊讶，“曾经严重到想要结束生命。正是那段经历，让我理解不被听见的痛苦有多窒息。‘星光计划’的核心，就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孩子们可以用艺术表达那些无法用言语诉说的情绪。”
“包括你自己的故事吗？你会和孩子们分享吗？”
这个问题更尖锐了。周芷宁想起和祁夜的讨论——关于成年人是否应该分享自己的创伤。他说：“如果我们自己都羞于谈论伤口，又怎么能教孩子们坦然面对他们的？”
“会。”她终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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