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率军“监视”清军北撤的途中，卢方舟还挥笔写了三道奏章。
他利用定北伯的身份，通过特许的专折奏事之权，命人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绕过被文官集团把控的通政司，将奏章直送紫禁城御前。
第一道是《为阵擒虏酋豫亲王多铎事题奏》。
在这份奏章中，他详细禀报了奔袭济阳、击溃镶白旗并生擒鞑酋豫亲王多铎的经过。
他建议应该把虏酋多铎，押送京师，献俘阙下，使万民观瞻，明正典刑。
如此，可彰我皇明赫赫天威，雪数十年之边耻，振全国军民抗虏之心！
第二道是《为督师卢公象升死事辨诬并请旌表疏》。
在这道奏章中，他首先陈述了自己因敬佩卢象升忠义，在其出征前，应其要求，派遣三百卢家军精锐加入督师标营，以增强其战力。
随后，他笔锋一转，以这三百将士作为“亲历证人”的口吻，描述了卢象升在巨鹿如何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绝境下，率数千残兵与数万清兵主力血战、直至壮烈殉国的详细经过。
他强烈驳斥了此前关于卢象升“失踪”或“怯战”的流言，痛心疾首地请求皇帝：
卢公忠烈，可昭日月。伏乞陛下明察，速罢坊间谬传，追赠官爵，赐予谥号，立祠祭祀，以慰忠魂，以励天下将士报国之志！
第三道是《为参劾总兵王朴、祖宽临阵脱逃以致战局崩坏表疏》。
这道奏章把这两个人，当作巨鹿之败直接的罪魁祸首。
他弹劾大同总兵王朴在战前谎报军情、擅自率部逃回大同，致使卢象升侧翼洞开。
更弹劾援剿总兵祖宽在战斗激烈之时，畏敌如虎，不战先溃，动摇了整个明军阵线。
他认为，王朴、祖宽，世受国恩，位至总兵，依旧不思报效，临阵脱逃，致使卢督师孤军覆没，国威沦丧。
此风不绝，则边事不可为！
恳请陛下敕下兵部、都察院，严加勘问，依律正法，以肃军纪！
……
当这三道奏章摆在崇祯的御案上时，让崇祯内心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阅读第一道奏章时，虽然已经从洪承畴的奏章上，知道了生擒多铎的事情，但看到当事人描述的详细过程，还是让他激动不已。
看完后，崇祯龙颜大悦，激动得从御座上站了起来！
生擒虏酋亲王，这可是自万历抗倭援朝以来，大明对外的最大武功，足以一扫近年来弥漫朝野的悲观之气！
然而，当他展开第二道和第三道奏章后，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无比。
对于卢方舟他还是比较相信的，他说卢象升已经血战殉国，崇祯不由信了七八分。
而王朴、祖宽的临阵脱逃则点燃了他胸中的熊熊怒火！
“混账！该杀！统统该杀！”
崇祯猛地一拍御案，胸膛剧烈起伏。
想了想后，他立刻下达口谕：
“传旨！着定北伯卢方舟、督师洪承畴以及前线的各路总兵，在前线军务告一段落后，即刻轻骑返京陛见！
朕要亲自问个明白！”
在旨意中，崇祯唯独没有召陕西巡抚孙传庭一同回京。
这倒并非疏忽，而是此前，孙传庭因与杨嗣昌在战略上屡有分歧，关系不睦。
杨嗣昌没少在崇祯面前说孙传庭的坏话，听多了，他也对孙传庭产生了不满。
而在清军入关前夕，孙传庭曾因耳疾请求告休，此举被多疑的崇祯解读为是在国家危难之际“托疾避战”，对其忠诚产生了严重怀疑，因此，这次宣旨入京就把孙传庭排除在外了。
……
待黄台吉率领的清兵主力，完全消失在长城隘口之外的时候，崇祯皇帝召见的圣旨也恰好抵达了前线。
大局已定，洪承畴与卢方舟便依旨而行。
卢方舟命罗火与周天琪统领卢家军主力，携带着缴获的辎重，返回宣府镇休整、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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