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参的“醉相”生涯，以一种看似荒诞却又无比务实的方式，维系着汉初“与民休息”政策的稳定，让帝国的躯体在宽松的环境中得以休养生息。然而，一个庞大的帝国，尤其是一个刚刚从废墟中建立、百废待兴的新王朝，仅有经济的恢复和政策的稳定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力，一种能够从视觉上、感觉上明确区分“上下尊卑”、彰显皇权至高无上、让所有人（尤其是那些功勋卓着、桀骜不驯的功臣们）从心底生出敬畏的“秩序感”。
这个问题，在未央宫的朝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尽管有了新的律法，尽管萧何、曹参先后为帝国搭建了相对高效的行政骨架，但朝堂之上的景象，有时却依然让人不忍直视——尤其是从“皇帝威仪”这个角度来说。
刘邦坐在那高高在上的龙椅上，看着下方他那帮老兄弟、老部下们。樊哙可能正咧着大嘴，跟旁边的周勃吹嘘自己当年在鸿门宴上如何“瞋目视项羽”；灌婴和几个将领凑在一起，为某个战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唾沫星子横飞；更有甚者，几杯御酒下肚，有些人就开始忘乎所以，扯着嗓子划拳行令的，拔出佩剑敲击着殿柱比试力气的，甚至因为争功而互相揪着衣领骂娘的……都曾发生过。
整个朝堂，时常热闹得像沛县街头的酒肆，或者军营里的庆功宴。忠诚是有的，战斗力也是有的，但“规矩”和“体统”？那是什么？能吃吗？
刘邦有时候看着这场面，是既亲切又头疼。亲切是因为这都是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气氛活跃；头疼是因为……这他娘的哪有点皇帝的样子？自己这龙椅坐得，有时候感觉跟山寨聚义厅里的头把交椅差不多！长此以往，君不君，臣不臣，威严何在？
就在这微妙的时刻，一个之前并不太起眼的人物，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代的需求，并且勇敢地（或者说冒险地）站了出来。他就是儒生叔孙通。
叔孙通可不是那种死守典籍、不知变通的腐儒。他曾在秦朝担任过待诏博士，见过始皇帝那套威严的排场，也深刻理解礼仪对于维系权力的重要性。他投靠刘邦后，一直没得到太大重用，因为他很清楚刘邦早年对儒生那套繁文缛节的厌恶。但他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时机。
如今，他看到天下初定，经济稍苏，而朝堂秩序却如此“活泼”，他意识到，机会来了！
他知道直接跟刘邦提“礼”的风险，这位陛下可是能把儒生帽子抢过来当尿壶的主儿。但他必须说，而且要说得很巧妙。
在一次朝会间隙，趁着刘邦心情还算不错（可能刚刚听完各地户口增长的汇报），叔孙通整了整衣冠，出列躬身，声音洪亮而不失恭敬：
“陛下！臣叔孙通有言启奏！”
刘邦正琢磨着待会儿下朝是去戚夫人那儿听曲还是找樊哙他们接着喝酒，被打断了有点不耐烦，瞥了他一眼：“又是你？什么事？长话短说。”
叔孙通深吸一口气，说出了他精心准备的说辞，开头第一句就极其对刘邦的胃口：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儒生难以参与进取天下，但可以参与守成。）
这话太有水平了！先自贬，承认我们儒生打仗不行，抢地盘帮不上大忙，直接把刘邦可能产生的反感堵了回去。潜台词是：打天下您和诸位将军是行家，但现在天下打下来了，该我们“守成”派上场了！
果然，刘邦一听，眉毛挑了挑，来了点兴趣：“哦？守成？怎么个守成法？”
叔孙通立刻图穷匕见，抛出了他的核心建议：“方今天下已定，四海晏平。然臣窃观朝会，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此非太平盛世之象也！古之治世，必有朝仪以明君臣之位，定上下之分。**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我希望征召鲁地的儒生，和我的弟子一起制定朝廷礼仪！）
“朝仪？”刘邦摸了摸下巴，眼神闪烁。他讨厌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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