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莲那一场堪称“人身攻击”的表演，像在平静的筒子楼里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却浑浊不堪。风言风语，像是春日里无孔不入的柳絮，黏在杜建邦的身上，却带着刺骨的寒意。
曾经那些因为李虎事件而对他升起几分敬佩的邻居，在国营大厂工会主席的权威面前，迅速调转了风向。毕竟，杜建邦再有“城府”，也只是个卖冰棍的，他的未来，肉眼可见的黯淡；而王秀莲，代表的是身份，是地位，是这个时代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铁饭碗”和“干部”身份。
于是，杜建邦彻底成了那个不自量力、妄图攀龙附凤的笑话。
当他推着那辆吱嘎作响的自行车走在楼道里，之前那些热情的招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迅速转过去的脸，是压得极低的、带着嗤笑的议论。
“听说了没？被人家妈指着鼻子骂了快半个钟头，愣是连个屁都不敢放。”
“早就说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他那成分，人家大学生看得上他？”
“这下好了，脸都丢光了，我看他以后还怎么有脸住这儿。”
这些声音像无形的苍蝇，嗡嗡作响。
真正让杜建邦感到一丝压抑的，是隔壁那扇紧闭的房门。
自从那天起，林晚晴就再也没有主动和他说过一句话。
他傍晚回来时，再也看不到那个倚在门框上，带着浅浅笑意等他的清丽身影。偶尔在楼道里迎面撞上，她也会像受惊的小鹿一般，飞快地瞥他一眼，然后迅速低下头，抱着怀里的书本匆匆走开，那句曾经无比自然的“回来了”，也吝于出口。
杜建邦心里清楚，她不是嫌贫爱富，她只是被她母亲那番刻薄的话伤到了，更被自己在那种场合下“懦弱”的表现彻底失望了。一个连自己的尊严都无法扞卫的男人，又如何能指望他去对抗整个世界的偏见？
这份突如其来的疏离，像一根扎进肉里的细小木刺，带来一丝微不可察的、属于这具年轻身体本能的刺痛。
但他没有时间去感伤，更没有时间去解释。
在所有人都用同情和鄙夷的目光，以为他会因此一蹶不振，甚至自暴自弃的时候，杜建邦正以一种无人察觉的专注，将他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他的下一个目标上——卫红服装厂。
他依旧每天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卖着他的冰棍。
但他的路线，却悄然发生了改变。他不再只去城南的工地，而是开始绕着城西那片破旧的工业区打转。卫红服装厂，就在那片工业区的最深处，像一个被人遗忘的、生了锈的铁盒子。
他成了厂门口最准时的“流动小贩”。
中午工人们下工吃饭，他就在大门外那棵老槐树下，摆好他的冰棍箱和小马扎。傍晚工人们一个个无精打采地走出大门，他依旧在那里，脸上挂着那副人畜无害的憨厚笑容。
他用他那副老实巴交的面孔，和那便宜一分钱的冰棍，与那些满腹牢骚、对前途一片迷茫的工人们搭着话。
“大哥，今天厂里又不忙啊？看你们一个个都没啥精神头。”他递上一根冒着白气的绿豆冰棍，熟稔地问道。
一个满脸愁容的中年工人接过冰棍，狠狠地咬了一口，像是要发泄什么，重重地叹了口气：“忙个屁！都快三个月没正经活干了，仓库里积压的那几千件土布褂子，送人都没人要！再这样下去，下个月的工资都不知道在哪儿呢！”
“厂长不管吗？”杜建邦故作天真地问，眼睛里写满了同情。
“厂长？”另一个脾气火爆的年轻工人嗤笑一声，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声音里满是鄙夷，“他？他就是我们厂最大的混世魔王！本名叫张大海，外号黑豹，以前就是个街头打架斗殴的混子，靠着他那个当街道办主任的姐夫，才当上了厂长。他除了吃喝嫖赌，带着他那帮亲信作威作福，他懂个屁的生产！前几天被你送进去那个叫李虎的，就是他手下的头号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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