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顿意象”的显影与初步处理，揭示了现实协调更深层、更个人化的影响维度。然而，就在她们刚刚开始尝试理解和管理这些来自个体内心的、情绪化的“遗留物”时，一种新的、似乎更加“系统化”、甚至带有某种“自主性”的扰动模式，悄然在城市某些特定的、功能性的“连接节点”上显现了。这一次，异常并非指向“过去”的残留，也非“当下”的扭曲，而是似乎关乎“未来”的、可能性层面的某种“预演”或“编织”。
最初的迹象，来自城市公共服务系统内部一些难以解释的、微妙的“协调性提升”。市政交通控制中心的工程师在月度报告里，以一种略带困惑的赞赏语气提到，过去几周，几个关键拥堵路口的信号灯自适应配时算法，似乎“运行得异常顺畅”，甚至偶尔在高峰时段出现了超出模型预测的、短暂但有效的“车流自我协调”现象——仿佛司机们在不经意间，集体遵循了一种比交通信号更精细、更柔和的“节奏”，使得车队通过效率有了意料之外的微小提升。报告将其归功于算法优化和司机群体的“无意识合作”，但数据中的某些模式，与纯粹的随机或统计规律略有偏差。
类似的现象，在大型公共活动的疏散模拟演练中也有所体现。在一次社区防灾演练中，模拟地震后的居民疏散，参与者在没有任何中央指挥、仅凭疏散标识和个人判断的情况下，整体撤离速度和路径选择的“合理性”，略高于组织者的预期，且不同家庭、小组之间的行动出现了微妙的、非语言协调，避免了模拟中的“瓶颈”和“冲撞”。演练负责人称之为“社区凝聚力和危机意识的体现”，但一些细心的观察员私下议论，那种协调感“有点太自然、太同步了”。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几所尝试引入“无领导小组讨论”模式进行团队建设或课题研讨的学校和企业中，辅导老师或培训师注意到，近期的小组讨论，在“观点涌现的节奏”、“不同意见的承接与转化”、“最终共识的形成过程”上，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流畅的“自组织”特性。讨论似乎能更快地找到焦点，不同声音的碰撞更易产生建设性火花，而非陷入僵局，且最终方案往往更具包容性和创新性。参与者事后常感到“今天讨论特别有感觉”、“好像大家想到一块去了”，但难以解释具体原因。
这些现象分散、微弱，且都被赋予了合理的、基于现有社会学或心理学的解释。然而，当菱川六花将这些零散报告与她持续监测的城市“广义协同性”指标（该指标综合了交通流、信息流、人流、能量流动的协调程度）进行比对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相关性：这些“协调性提升”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之前那些出现过“积极共鸣”（如公园音乐角、图书馆专注区、学生讨论组）的区域，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叠。而且，这些“提升”似乎遵循着某种模糊的、与系统复杂性和目标明确性相关的“规律”——系统越复杂（如交通网络）、目标越模糊或多元（如创意讨论），提升越微弱、越不稳定；系统相对简单、目标明确（如疏散演练），提升则相对明显、短暂。
“这不仅仅是‘积极共鸣’的放大版了，” 在一次内部分析会议上，六花将关联图展示出来，眼中闪烁着分析的光芒，“之前的‘积极共鸣’，更多是增强了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专注、共情、创造力，是‘点’或‘小范围面’的效应。而现在这些现象，涉及的是更大范围、更多个体、在缺乏明确中心协调的情况下，围绕一个共同目标（通行、疏散、解决问题）所展现出的、超出常态的‘自组织协调’。这更像是……无数个‘点’的积极状态，在某种条件下，自发地连接、同步，形成了一种暂时的、功能性的‘网络’或‘场’，这个‘网络’反过来优化了系统中个体的决策和行为，使其更倾向于达成整体目标。”
“就像蚁群或鸟群，” 四叶有栖想起自然纪录片中的场景，“没有中央指挥，每个个体只遵循简单的规则，但群体却能展现出高度协调的复杂行为。”
“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 圆亚久里沉思道，她的灵神心能感知到集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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