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的麦收季，比往年来得更急、更猛。刚进农历五月，毒辣的日头便像烧红的烙铁，悬在西里村光秃秃的原野上，无情地炙烤着大地。风是热的，裹挟着干燥的尘土，刮在脸上生疼。放眼望去，曾经孕育着绿油油希望的田野，此刻已彻底被一片无边无际的金黄所取代。沉甸甸的麦穗在热风中起伏，涌动着令人窒息的、滚烫的麦浪，发出沉闷而持续的“沙沙”声，仿佛大地沉重的喘息。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即将成熟的麦香，混合着泥土被晒焦的燥热气息，吸进肺里都带着灼人的颗粒感。
学校那口破铁钟敲响了最后一记下课铃，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显急促和短暂。孙老师站在讲台上，只简短地说了几句“注意安全”、“帮衬家里”、“按时返校”，便宣布了放“麦假”的消息。教室里瞬间像炸了锅，孩子们欢呼着，迫不及待地冲出教室，奔向那片翻滚的金色海洋。对于农家孩子来说，暑假是奢侈的，但这短短十几天的“麦假”，却是刻在骨子里的、与生俱来的责任和战场。
吴普同背着那个打了好几个补丁的蓝布书包，几乎是跑着冲进自家院门的。院子里，麦收的序幕早已拉开。父亲吴建军正佝偻着腰，在院角的磨刀石前，“霍霍”地磨着几把镰刀。粗糙的磨石摩擦着镰刀雪亮的刃口，发出刺耳而规律的声响，细碎的火星偶尔迸溅出来，在灼热的空气里一闪即灭。他黝黑的脊背上，汗水像小溪一样蜿蜒流淌，浸透了那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单褂，紧紧贴在皮肤上。弟弟家宝和妹妹小梅也没闲着，在母亲李秀云的指挥下，正笨拙地整理着几块巨大的、边缘已经磨损的塑料布——这是防雨的命根子。
“同同，回来得正好！”李秀云抬头看见儿子，脸上带着麦收时节特有的、混合着疲惫和紧张的焦灼，“快！把书包放下，去后院井台边，把那个大瓦盆刷干净！再去柴火垛抱几捆去年的硬麦秸来，引火用！灶上得赶紧烧水，晌午得送地里去！”
没有一句多余的寒暄，空气里弥漫的都是焦灼的、准备战斗的气息。吴普同甚至来不及喝口水，书包往堂屋门框上一挂，便像上了发条的小陀螺，投入到这场与时间赛跑的农忙洪流中。刷盆，抱柴，看着母亲在灶膛里点燃第一把引火的麦秸，橘黄色的火苗“腾”地窜起，舔舐着黝黑的锅底，锅里的水开始发出细微的“滋滋”声。热气混合着新麦秆燃烧时特有的、略带焦糊的草香，迅速在灶房里弥漫开来。
天刚蒙蒙亮，露水还挂在麦穗尖上，一家人便已全副武装地扑进了自家的麦田。吴建军打头阵，他像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弯着腰，左手熟练地搂起一大把沉甸甸的麦秆，右手雪亮的镰刀贴着地皮，“嚓”地一声轻响，麦秆应声而断。他动作沉稳而迅捷，每一次挥臂，都带着一种与土地搏斗的狠劲和熟稔的韵律感。被割下的麦子整齐地码放在他身后，很快堆成一小垛一小垛。李秀云紧跟其后，负责将这些小垛麦子归拢、打捆。她动作麻利，用预先搓好的麦秆做绳，十字交叉，麻利地将麦捆勒紧、系牢。汗水顺着她的鬓角往下淌，在沾满尘土的脸颊上冲出几道蜿蜒的沟壑。
吴普同和吴小梅则成了“清道夫”和“运输队”。他们的任务是捡拾父亲割麦时散落下的零星麦穗，再把母亲捆好的麦捆，像蚂蚁搬家一样，一趟趟拖到地头相对平整的地方，码放整齐，等待装车。这活儿看似简单，实则累人。麦茬坚硬锋利，像无数根细小的钢针，即使隔着厚厚的旧布鞋底，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硌脚的尖锐。散落的麦穗需要弯腰低头，在密匝匝的麦茬丛里仔细搜寻，稍不留神，裸露的小腿和脚踝就会被麦芒划出一道道细长的红痕，汗水一浸，又痒又痛。拖拽沉重的麦捆更是对体力的巨大考验，松软的田地像一张巨大的吸盘，每迈一步都异常费力。吴普同咬着牙，小脸憋得通红，汗水顺着下巴滴进脚下的泥土里，瞬间消失不见。他学着父亲的样子，把拉绳深深勒进瘦小的肩膀里，一步一步，在麦茬地上拖出一条深深的痕迹。
日头越爬越高，像悬在头顶的熔炉，无情地倾泻着白炽的光和热。麦田里没有一丝风，空气黏稠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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