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下。
江州的夜被雨水浸得发亮，路灯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拉出长长的光晕，像一道道未干的墨迹。
国家数字治理研究中心顶层的灯依旧亮着，仿佛一座漂浮在城市之上的孤岛。
苏霓没有开大灯，只留了一盏台灯，暖黄的光线斜斜打在她脸上，映出半边沉静的轮廓。
她盯着电脑屏幕，指尖轻轻滑动，将那份2001年的手写提纲原件照片上传至“透明履职轨迹”平台——泛黄的纸页上，钢笔字略显稚嫩却工整有力：
《教你五句话说清委屈》
1. 我是谁？
2. 我遇到了什么事？
3. 谁该为此负责？
4. 我希望得到什么结果？
5. 我能提供哪些证据？
时也没讲明白补贴被扣的事。以后教她们先说这五件事。”
她按下发送键，页面弹出提示：“资料已归档，编号：ZG - 2001 - SN001”。
她靠进椅背，闭了闭眼。
二十年前，她在社区服务中心义务做普法宣传，拿着粉笔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写下这五个问题时，从没想过有一天，它会成为最高法明文倡导的“结构化陈述”范本。
更没想过，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某个齿轮，正悄然按她的节奏转动。
手机震动了一下。
许文澜在团队内部群发了一条消息：“刚拿到最高法文件扫描件，附件模板与‘五步法’匹配度100%，连标点都没改。措辞顺序完全一致。”
群里沉默三秒。
接着有人发了个“裂开”的表情包，又迅速撤回。
许文澜补了一句：“现在不是我们在学体制，是体制在抄我们的作业。”
苏霓看着这条消息，嘴角微扬，却没有回复。
她知道，这一刻不是终点，而是某种更深重的东西开始浮现——当一个方法被权力系统接纳，它的归属就不再只是创造者的心血，而成了博弈场上的旗帜。
她起身走到窗前。
玻璃上倒映着她的身影，也叠着城市的光影。
那雨滴蜿蜒而下，像无数人在看不见的地方，终于学会了如何开口说话。
与此同时，北京。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现场，记者席座无虚席。
陆承安一身深灰西装，站在发言台后，神情平静如水。
他刚刚解读完《关于提升民事诉讼立案质效的指导意见》中的技术细节，一名记者举手提问：
“陆顾问，司法系统推广的这套事实陈述模式，是否涉及知识产权或原创归属问题？是否有单位正在申请相关专利？”
全场安静下来。
镜头对准了他。
陆承安微微一顿，目光沉稳地扫过提问者，然后缓缓开口：“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方法，不属于任何机构或个人，而属于所有需要它的人。”
台下有人低头记录，有人微微动容。
他继续道：“但它最初从哪里来，由谁点亮第一盏灯，我们不能遗忘。因为每一个普惠的工具，都有一个具体的创造者。”
话音落下，掌声忽然响起，先是零星几声，随即汇成一片。
直播间弹幕瞬间爆炸，“苏霓”两个字如潮水般刷屏。
返程车上，夜色浓重。陆承安刚关掉直播回放，手机便响了。
来电显示：苏霓。
他接通，还没开口，就听见她低而清晰的声音：“别让他们觉得这是胜利。”
他眸光一动。
“要让他们明白，”她顿了顿，声音像穿过风雨而来，“这只是迟来的公正。”
他轻应了一声，望向窗外飞驰而过的街灯，心头却比任何时候都清楚——这场战役，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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