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比让死人等活人容易吧？”
我被问得一时语塞。是啊，为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要求对方改变，而不是自己做出调整？我下意识地为自己辩解：“旺泉伯，我们的婚期是半年前就定下的，酒店、婚庆、司仪，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请柬也早就发出去了，很多亲戚朋友都是从外地赶过来的，临时改动……损失太大了，而且根本来不及通知啊！”
旺泉伯嘴角牵动了一下，露出一丝难以形容的苦笑，那笑容里似乎有无奈，也有一种历经世事的淡然：“是啊，你们城里办事，讲究个合同、预定，改动一下损失钱。我们乡下办事，讲究个规矩、传统，改动一下，怕惊扰了亡魂，对后代不利。你说，哪个轻，哪个重？”
他的话像一根针，扎在了我心口。我忽然意识到，我试图用我的那套“现代”、“理性”的价值观（预定、合同、经济损失）去说服他，而他坚守的是另一套更为古老、更深植于这片土地的价值观（规矩、传统、对亡灵的敬畏）。我们仿佛站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对话，中间隔着一道无形的、深不见底的鸿沟。
“不是钱的问题……”我试图解释，却显得苍白无力。
旺泉伯摆了摆手，打断了我：“小颖，你别说了。日子定下了，就不会改。你们结你们的婚，我们送我们的葬，互不干扰。要是觉得晦气，你们接亲可以绕道。”
绕道？我心里一凉。槐花坪三面环山，出村就这一条像样的路，所谓的绕道，就是要走几十里崎岖难行的山间小路，且不说时间上来不来得及，那种路婚车根本没法走。他这分明是拒绝得干干净净，没有留一丝余地。
我看着旺泉伯那张被生活磨砺得坚硬、此刻又写满丧父之痛的脸，知道再说什么都是徒劳。一种混合着失望、委屈、愤怒和无力的情绪在我胸腔里翻涌。我觉得他们太不近人情，太固执，乡里乡亲的，连这点方便都不肯行。我甚至阴暗地猜想，他们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因为我家平时和他们家交往不深，或者我父母无意中得罪过他们？
“好吧，旺泉伯，打扰了。”我艰难地说出这句话，感觉喉咙发紧。我转过身，几乎是逃离了这个被悲伤和白色笼罩的院子。下山的路，似乎比上来时更加黑暗和漫长。手电光在黑暗中摇晃，像是我此刻纷乱的心。夜风吹在脸上，带着凉意，却吹不散我心中的憋闷和烦躁。
回到家，父母还坐在堂屋等着我。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和脸上的表情，他们什么都明白了。母亲叹了口气，没说什么，只是给我倒了杯热水。父亲闷头抽着烟，半晌才说：“不行就算了。咱们结咱们的婚，心正不怕影子斜。”
话虽如此，但那晚我几乎一夜无眠。脑海里反复回放着和旺泉伯的对话，心里充满了对婚礼的担忧和对那家人的怨怼。原本期待的喜悦，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第二天，婚礼前日。我家也开始忙碌起来，贴喜字，挂红绸，准备明天的宴席。家里渐渐有了喜庆的气氛，但后山隐隐传来的动静和空气中若有若无的香火味，像是一个不断提醒我的背景音，让那份喜悦总是不那么纯粹。来帮忙的亲戚邻居们，也难免窃窃私语，话题总是绕不开这“红白撞车”的巧合，眼神里带着同情和一丝看好戏的意味，这让我更加烦躁。
下午，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来到了我家。是旺泉伯的妻子，我叫她桂香婶。桂香婶是个瘦小、看起来有些怯懦的农村妇女，平时话不多。她提着一小篮子新鲜的鸡蛋，脸上带着局促不安的神情。
“他婶子，你怎么来了？快屋里坐。”我母亲虽然也心里有疙瘩，但礼数还是很周到。
桂香婶没有坐，把鸡蛋篮子塞给我母亲，搓着手，低声说：“嫂子，小颖，昨天……昨天旺泉说话冲，你们别往心里去。他爹刚走，他心里难受，脾气犟。”
我站在一旁，没有说话。母亲客气地回应：“理解，理解，都这个时候了。”
桂香婶看了看我，眼神里有些复杂的东西，她犹豫了一下，声音更低了：“小颖，有句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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