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的燕京，正是柳絮纷飞的时节。
功德林管理所那间单人房间里，李宇轩正坐在窗边的藤椅上，手里握着一卷翻旧的《资治通鉴》。阳光透过窗棂在地面投下整齐的光影，空气中有灰尘在光柱里缓缓浮动。桌上放着今早送来的报纸，头版是关于朝鲜战场前线情况的报道，旁边的茶已经凉了。
门外传来脚步声，很轻，却透着某种熟悉的节奏。李宇轩放下书。
门被推开了。
那位站在门口，没有穿往常会见外宾时的中山装，而是一件半旧的深蓝色棉布长衫，脚下是一双黑布鞋。他身后跟着两位工作人员，但他们在门口就停下了。
“李老，”他开口，声音不高，“最近身体还好？”
李宇轩站起身。对方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自己也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两人之间隔着一张旧木桌，桌面上有深深浅浅的岁月痕迹。
“一切都好，”李宇轩平静地说，“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情要谈？”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递了一支给李宇轩。两人各自点燃，烟雾在阳光里缓缓缭绕。
“最近读了些材料，”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思索，“有些情况，值得我们警惕。”
李宇轩没有立即接话。他隐约知道，最近各地陆续反映了一些干部作风问题，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确实引起了上面的重视。
“进城前我们反复强调，要戒骄戒躁，”他继续说，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比想象中更需常抓不懈。”
“风气建设，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李宇轩缓缓道。
那位抬起眼：“你在旧政府时，见过不少这类问题吧？”
李宇轩沉默片刻：“见过。抗战胜利后，接收沦陷区时出现过混乱。当时也整顿过，但积弊已深，成效有限。”
“我们不同，”他的语气很坚定，“新中国要有新气象。”
“是啊，”李宇轩点头，“所以你们从一开始就抓得很紧。”
两人之间安静了一会儿。窗外传来隐约的市井声响——远处隐约有广播声，近处是胡同里居民生活的动静。
“李老，”他忽然说，“你上次说的那句话，我常想起。”
“哪句？”
“‘做事要经得起老百姓的评判’。”
李宇轩微微一愣，那是几个月前闲聊时他随口提到的（中间已经删去了）。
“走吧，”他按灭烟头站起来，“出去看看。”
“出去？”李宇轩有些意外。
“就在附近走走，”他说，“听听大家现在都在关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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