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
梅雨季的青石板总泛着潮意，墙根的苔藓像浸了水的墨锭，沿着砖缝洇出深浅不一的痕。我家后窗正对着这条逼仄的巷子，窗台上摆着半块缺角的瓷片，原是去年阿婆晒梅干时摔碎的，如今倒成了观景台——能看见墙根那株野树苗。
说是树苗，其实单薄得很。三月初抽芽时，不过筷子粗细，两片蜷曲的嫩叶沾着晨露，像谁把揉皱的绿绸子随意搭在土埂上。巷口修鞋的老张头总说它是“讨饭的草“，拿竹耙子搂杂草时，总不忘用耙尖拨拉它两下：“小崽子，别占着茅坑不拉屎，等你长到能给老子遮阴再说。“它也不恼，被拨得歪向一边，等雨一落，又直起腰杆，叶片上挂着水珠，在青石板上投下星星点点的亮。
四月的风裹着槐花香钻进巷子，树苗突然就窜高了一截。我蹲在窗台上数它的节，从根到梢数到第七个疤结时，发现它的枝桠已经探过半人高的土墙。隔壁王婶端着洗衣盆经过，发辫上的蓝布花被风吹得晃：“这草倒是会挑地儿长，偏要往我家院墙上爬。“她伸手去扯，指节刚碰到茎秆就被划了道白印——不知何时，它的表皮已生出细密的绒毛，像婴儿的胎发，软中带刺。
五月梅雨多，连着下了七日七夜。我趴在窗台上，看雨水顺着瓦当砸进青石板的凹坑，溅起的水花能湿了树苗的半片叶子。它被冲得东倒西歪，最细的那根枝桠几乎贴在泥里，叶片全蔫成了灰绿色。老张头的竹耙子又晃过来：“到底撑不住了吧？“话音未落，雨幕里突然掠过一道青影——是住在后巷的周先生，撑着油纸伞站在树边，伞骨被风吹得咯吱响，他却伸着手，用指尖轻轻托住那根将折未折的枝桠。“莫急，“他的声音像浸了水的棉絮，“根在土里扎得深着呢。“
入伏那天，树苗突然就换了副模样。原本纤细的茎秆褪成了青灰色，表皮绷得发亮，连那些细绒毛都隐进了叶影里。它的分枝不再往墙上爬，转而向四周舒展，最顶端的嫩芽已经长出了五片圆叶，在风里沙沙作响，像谁摇着把小蒲扇。卖豆浆的阿婆挑着担子经过，忽然停住脚：“哎哟，这苗子长这么快？“她踮着脚往上看，额角的银簪在阳光下闪了闪，“前儿个还只到我腰这儿呢。“
但巷子里的人还是没把它当回事。放暑假的孩子们在它旁边玩跳房子，把粉笔灰蹭在它叶子上；挑担的货郎经过时，竹筐的竹篾刮擦着它的茎秆，留下几道白痕；就连总蹲在墙根打盹的黄狗，也爱拿尾巴扫它的根须——仿佛它只是株长错了地方的野蒿，迟早会被哪个起早的人拔了去。
变故是在立秋那天。我跟着阿爹去河埠头洗米，远远就听见巷子里炸了锅。几个光脚的孩童跑在最前头，边跑边喊：“快看！快看！“等我挤到墙根下，差点被涌过来的人撞个踉跄——那株曾经被踩、被扯、被嫌弃的树苗，不知何时已经蹿过了三层楼的高度。它的主干有合抱粗，表皮裂开细密的纹路，像老人手背上的筋脉；最顶端的枝桠斜斜指向天空，叶片在风里翻卷，竟比屋檐下的铜铃还高。
“这得是棵什么树？“卖鱼的王伯仰着头，鱼篓里的鲫鱼扑棱着尾巴溅他一脸水，“我在这巷子里住了四十年，咋就没见过这么粗的苗子？“
“许是老祖宗埋在墙根的金器发了芽？“卖绣品的刘婶摸着颈间的银锁，“我家那口子说他爷爷说过，咱们巷子底下压着块风水石“
老张头蹲在人堆外，吧嗒着旱烟袋不说话。我瞥见他脚边的竹耙子——耙齿上还沾着去年的泥，和他当年拨弄树苗时一样。周先生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身边，手里捏着把旧折扇，扇骨上的漆已经剥落，却仔细地擦过，没有半丝灰尘。“你看它根须，“周先生的扇尖点了点地面，青石板的缝隙里钻出几缕褐色的须子，“早把这墙里的土攥得死紧。“
入秋后的某个清晨，我推开后窗，发现树影已经漫过了半条巷子。有片叶子飘进来，落在窗台的瓷片上，叶脉清晰得能数清纹路。阿婆端着桂花粥进来，忽然指着窗外说：“你说奇不奇？前儿个我去城隍庙抽签，那先生说咱们巷子要出栋梁之材，我还当是哄钱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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