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地哼，窗外的紫菀被风推得撞玻璃，“簌簌”的响混着砂纸的摩擦声，倒像红土坡上的玉米叶在跟石头说悄悄话。
磨了没几下，他额前的碎发又被汗浸湿了，这次直接贴在眼皮上，他也没敢抬手擦，就那么眯着眼蹭，直到砂纸把那道旧痕磨出片灰铁的亮，才停下手，举着砂纸看我，眼里的慌淡了点，多了点怯生生的盼，像等着被夸的孩子。
接下来的日子，就跟着这满室的油墨味慢慢淌。日光灯管的“嗡嗡”声里，总飘着股复杂的气——是蓝黑墨水的腥，陈年纸张的潮，还有铁皮文件柜渗出来的锈味，缠在一块儿，像把红土坡的日头、界河的风都揉进了这方寸屋子。窗台上的紫菀开得正好，风一吹，淡香混着墨味漫过来，倒让这屋里的静有了点活气。
包强学东西慢，慢得像红土坡上雨后的牛车。登记物资时，他总把身子俯得低低的，鼻尖快贴着账本，军绿色的作训服袖口蹭在纸页上，留下道浅灰的印。握笔的姿势带着股生猛劲，食指关节因为用力泛着白，铅笔尖在纸上顿得“笃笃”响，像要用笔尖在纸上扎出个坑。那天登记被服，他盯着“被褥”两个字看了半晌，眉头皱得像拧干的抹布，末了一笔一划写下来，写完还凑到跟前吹了吹，仿佛这样就能让字迹更工整些。
等我接过账本核对时，一眼就瞅见了那行字——“被辱三床”。“褥”字的衣字旁被他写成了“寸”，整个字歪歪扭扭地趴在纸上，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他自己先发现了，脸“腾”地红了，从耳根一直烧到脖颈，慌得伸手去够红铅笔，笔尖在“辱”字上乱涂，涂得太用力，纸页都起了毛边，黑糊糊一团，像块没烧透的炭嵌在白纸上，反倒比原来更扎眼。
“别急。”我从老文书的笔筒里抽了把刀片——是那种最普通的单面刀片，刃口有点钝，边缘还卷着点，该是前阵子刮发票存根磨的。我捏着刀片柄，让刃口轻轻贴着纸页，“顺着纸纹刮，别太用力。”刀片在纸上“簌簌”地走，像秋风扫过红土坡的细沙，被墨染黑的表层慢慢褪去，露出底下浅黄的纤维，绒绒的，像刚翻过的新土，还带着点纸浆的腥气。
包强蹲在旁边看，下巴快抵着我的胳膊，呼吸都放轻了，生怕吹跑了那层细屑。有片纸屑粘在他睫毛上，白花花的，像落了层细雪，他也没察觉，就那么直勾勾盯着那行字，直到“褥”字的轮廓慢慢显出来，才眨了眨眼，纸屑簌簌落在账本上。
他忽然抬头，眼里的光怯生生的，像被雨打湿的星子，说话时声音带着点抖：“黄哥，我是不是太笨了？”指尖在膝盖上抠着作训服的布纹，把布料捏出几道褶，“在家时我娘总说我笨手笨脚，连喂猪都能把泔水洒一地……”话没说完，喉结滚了滚，像是把后半句咽了回去，睫毛又垂下去，遮住了眼里的慌，只露出鼻尖沾着的点纸屑，像颗没擦净的白麻子。
日光透过窗玻璃斜斜照进来，在他手背上投下道亮线，线里浮着无数细尘，是被刀片刮起的纸屑，慢悠悠地飘，像在替这屋里的静说点什么。我望着他攥紧的拳头，指节泛着白，忽然想起自己刚当文书时，把“炊事班”写成“吹事班”，老文书举着账本在走廊笑，笑完却把那页纸小心撕下来，说“错了就改，改了就不笨”。
我从桌角的铁盒里摸出块橡皮，往他手里塞时，指尖先碰着了橡皮的棱——早被前几任文书磨得圆滚滚的，像红土坡上被雨水泡软的鹅卵石，摸上去温凉光滑，带着点经年累月的手温。这是连队小卖部最常见的硬橡皮，土黄色的胶面被蹭得发乌，上面印的五角星只剩个淡淡的轮廓，角上的红漆褪成了浅粉，像界碑上被风雨洗淡的“中国”二字，远看几乎辨不出原样。橡皮侧面有道浅沟，是被无数次按在纸页上擦出来的，沟里还嵌着点蓝黑墨水的碎屑，像红土坡石缝里卡的碎炭。
“虽然我现在在牧羊人突击组，但我也当过文书，我刚当文书那会儿，比你还慌。”我屈起手指，敲了敲他手里的账本，纸页发出“沙沙”的轻响，“有次登记武器库，把‘手榴弹’写成了‘手留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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