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塞回牛仔裤口袋。
抬眼望向窗外，路两旁的橡胶林彻底消失，换成了低矮的土坯房。墙皮剥落的房檐下，歪歪扭扭挂着中文招牌：“重庆小面”的木牌缺了右上角，“重”字只剩半边，油漆剥落得露出里面的木纹；“四川火锅”的蓝布帘被风吹得鼓起来，边角沾着深褐色的油污，像凝固的酱油渍；还有个卖槟榔的小摊，木桌上摆着玻璃罐，里面的槟榔泡在红色的卤水里，摊主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吆喝着：“槟榔！提神！五块！”——金三角的唐人街，终于到了。
踏入金三角唐人街的瞬间，一股混杂着酸腐与燥热的气息就裹住了口鼻——不是正经城镇的烟火气，是汗臭、烤槟榔的焦糊味、劣质茉莉香水的甜腻味，再混着路边污水沟的腥气和土坯房漏雨的霉味，像团湿抹布堵在喉咙口，让人忍不住皱紧眉头。
这地方是典型的三不管地带，窄得能容两人并行的街道被各式摊贩挤得只剩条尺宽的缝。卖水果的推车摞着小山似的青芒果，竹筐边缘爬着黑蚂蚁，摊主是个光膀子的汉子，古铜色的后背淌着汗，腰间缠块脏得发亮的毛巾，扯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吆喝：“芒果！十块三个！不甜不要钱！”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边喊边用沾着芒果汁的手拍着筐子。隔壁的槟榔摊架着铁皮烤炉，槟榔果在铁板上烤得“滋滋”冒油，焦香里裹着股涩味，摊主叼着烟，用铁签子翻烤时，烟灰簌簌落在炭火里。
最扎眼的是街角的赌摊，一块破油布铺在地上，围着七八个人，有穿迷彩裤的糙汉，也有戴破草帽的当地人。庄家是个缺了颗门牙的男人，手里攥着个掉瓷的粗瓷碗，碗里的骰子“哗啦啦”转得飞快，赌徒们的脸凑得极近，有人攥着皱巴巴的钞票，指节发白，有人输了钱，唾沫横飞地骂着脏话，抬脚就往地上踹，溅起的泥点甩在旁边人的裤腿上，竟没人计较——这里的规矩，比地上的烂泥还稀松。
辛集兴把冷藏车停在街口的修车铺旁，铺子门口支着个生锈的千斤顶，地上淌着黑褐色的机油。老板是个老头，躺在竹制躺椅上打盹，肚子上盖着张卷边的旧报纸，头条标题还是半年前的“边境缉毒行动”，报纸边缘被风吹得烂成了毛边。“我们去买瓶水和面包，”辛集兴探出头对副驾的瘦猴说，语气刻意放得恭顺，“很快就回。”瘦猴揉了揉眼角的油污，打了个哈欠，露出一嘴黄牙，唾沫星子溅在车窗上：“别他妈磨蹭！老子盯着车呢，敢跑一步，我打断你们的腿，扔去喂河沟里的鳄鱼！”说罢往椅背上一靠，闭上眼还在嘟囔着骂娘。
我和辛集兴并肩挤进街道，肩膀不时蹭到路边的货摊。右手边的小摊摆着堆假劳力士，表盘玻璃划痕累累，金色表圈已经掉漆露出银色底胎，摊主用塑料袋裹着块抹布，见我们路过就凑上来：“老板，手表要不要？瑞士机芯，便宜卖！”左手边的摊子挂着串红绳护身符，木牌上的“平安”二字刻得歪歪扭扭，红绳褪成了粉白色，沾着点不明污渍。
突然，一个穿人字拖的矮个男人凑过来，裤脚沾着泥，脚趾甲缝里嵌着黑垢，他往左右瞥了瞥，用手挡着嘴，声音压得像蚊子哼：“老板，要姑娘不？都是中国来的，十八九岁，嫩得很！五十美金一次，包满意！”说着眼角挤了挤，露出油腻的笑。辛集兴的眉头瞬间拧成疙瘩，右手不自觉地攥了攥拳头，又很快松开，摆了摆手，语气冷硬：“不用。”男人撇了撇嘴，啐了口带槟榔渣的唾沫，转身就凑向另一个路过的光头汉子。
“袈沙哥，要不要买瓶水？”辛集兴突然停下脚步，声音放得随意，指了指前方的饮料摊——铁皮柜上摆着几瓶冰镇矿泉水，瓶身凝着水珠，摊主正用扇子扇着驱蚊。我顺着他的目光越过摊位，落在后面的巷口：一个女孩蹲在地上，手里捏着根枯树枝，在泥地里划着什么，模糊的线条像是座歪歪扭扭的房子。她穿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裙，裙摆沾着几块黑褐色的污渍，肩膀窄得像未长开的竹苗，风一吹就晃。枯黄的头发用根断了的皮筋扎在脑后，碎发贴在汗湿的额头上，沾着点泥星子。脚上是双明显大了两码的旧帆布鞋，鞋尖磨破了洞，露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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