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这时，无论是为谋生计主动投军工作的，还是被联军抓丁做苦役的，为避免被联军误认为义和团或清军溃兵，劳工都被迫接受显眼的标识系统。各国方式不一，但核心逻辑相似。一般要求强制佩戴符号，比如布条、袖章。普遍做法是左臂绑白色或黄色布带（联军通用识别色），布带上用墨水书写编号或所属部队缩写（如“JAp6”代表日军第六师团劳工）。
还有头巾颜色按国籍区分，替日军服务者戴黄色三角巾，英军劳工系红色布条，俄军则用蓝色。还实行了身份牌与通行证，包括木制腰牌，刻有劳工姓名、所属部队及工头印章，类似清代“腰凭”，进出营地时由联军宪兵查验；以及纸质手令，一般是高级军官签发的通行证，法军常用，劳工需举在头顶通过哨卡，以防被射杀。
劳工被禁止单独行动，须以10-20人编组，由持鞭工头（常为投靠联军的华人通事）带领，组员用麻绳系腕串联防逃跑。联军严禁劳工高声喧哗或说北方方言防传递暗号，违者当场处决。
虽然有了身份标识，但战场误伤仍频发。白色袖章易与直隶农村丧葬习俗的民间孝服混淆，德军骑兵曾误射抬尸体的劳工队。义和团溃兵剥取劳工衣饰伪装渗透，导致联军后期要求劳工剃光头以便与留辫的清军区分。
对于劳工，日军管理最严。劳工每日点名、编号刺绣于衣领，工头持花名册核对，逃跑者连坐处决。俄军随意性大，标识常被士兵拆作赌资，劳工为保命自行用木炭在背上画十字模仿东正教符号。
联军以“保护”名义克扣劳工口粮，逼迫其用标识布条向教会换粥（天津天主教堂记录）。部分英军士兵用油漆在劳工后背涂写“oLIEdoG”（苦力狗），作为移动活靶取乐。天津海关档案提及，1900年7月紫竹林租界内劳工死亡率达30%，主因为误击、过劳与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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