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河内，秋雾尚未散尽，高朗街27号寓所
汪兆铭刚结束与曾仲鸣的密谈。
“不能再等了。”汪的夫人陈璧君将一件黑色大衣递到他手中
“重庆那边已经察觉风声，戴笠的人说不定已经在路上，唯有尽快奔赴上海，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公开打出和平旗号，才能占据主动。”
汪兆铭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他深知此时已是骑虎难下。
10月22日深夜，在日方情报人员的秘密安排下，汪兆铭一行避开军统的眼线，悄然登上了一艘前往上海的日本货轮“祥云丸”。货轮穿行在南海的风浪中，甲板上的汪兆铭裹紧大衣，望着远处模糊的海岸线，心中没有丝毫留恋，只有对所谓“和平大业”的狂热执念。
10月28日，上海外滩的码头被日军严密封锁，黄浦江面上，汪兆铭身着藏青色中山装，在周佛海、陈公博等亲信的簇拥下走下货轮，日本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影佐祯昭早已等候在码头，脸上堆着虚伪的笑容。“汪先生一路辛苦，上海已为你备好安身之所，中日双方的和平大业，正要仰仗先生之力。”影佐祯昭的中文带着生硬的口音。
汪兆铭强压下心中的忐忑，微微颔首“愿与贵国携手，共解中国战乱之苦。”
随后汪兆铭被安置在虹口日军管控区的一座豪华公馆内，这里曾是上海富商的府邸，如今却成了汉奸的避难所。公馆外，日军士兵荷枪实弹，严密守卫，公馆内，红木家具一应俱全。刚安顿下来，影佐祯昭便带着日本内阁的密函前来会面，函中明确提出，日方将以“善邻友好、共同防苏、经济提携”三原则为基础，支持汪兆铭发起“和平运动”，而汪兆铭需公开与重庆国府决裂，号召全国“响应和平”。
10月30日，在日方的精心策划下，汪兆铭与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在淞沪举行联合记者会。会场设在虹口一家日军控制的酒店内，受邀前来的多是亲日媒体与外国记者，国内爱国媒体被严令禁止入场。汪兆铭身着笔挺的中山装，站在麦克风前，脸上刻意挤出悲天悯人的神情，身后的背景板上，“中日和平共建东亚新秩序”的标语格外刺眼。
“诸位，”汪兆铭的声音透过扩音器传遍会场，带着刻意营造的沉痛，“自抗战爆发以来，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我目睹将士伤亡枕藉，百姓流离失所，痛心疾首。如今，日本政府展现和平诚意，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苏、经济提携’三原则，这正是挽救中国的唯一契机。”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的记者，继续说道，“我今日公开脱离重庆，并非背叛国家，而是为了促成中日和平。唯有与日本携手，放弃无谓的抵抗，才能保住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让百姓重归安宁。”
记者会结束后，上海的亲日报纸《新申报》《中华日报》纷纷头版头条报道此事，将汪兆铭吹捧为“和平救主”，将其叛逃行为美化成“为民族大义挺身而出”。而日方则同步在东京、大阪等城市发布新闻，宣称“中国有识之士已响应和平号召，中日和平指日可待”，试图混淆国际视听，瓦解中国的抗日意志。
然而，这份所谓的“和平宣言”刚一公布，便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声讨。重庆国府第一时间发表通电，痛斥汪兆铭“背叛党国，投靠日寇，实为民族败类”，宣布开除其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全国各地的爱国团体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标语上“打倒汉奸汪兆铭”“坚决抗战到底”的字样随处可见，就连上海沦陷区的民众，也以沉默的反抗表达着对汪兆铭的鄙夷，商铺闭门歇业，街头行人寥寥，昔日繁华的上海滩，笼罩在一片悲愤的氛围中。
汪兆铭对此早有预料，他躲在日军庇护的公馆内，加紧与日方勾结，筹备进一步的“和平宣传”。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史称“近卫声明”。
公开抛出“善邻友好、共同防苏、经济提携”三原则，明确表示“日本政府期望中国方面出现能与帝国合作的新政权”，并虚伪地承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领土完整，不要求赔偿，不割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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