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唱词，实为对反抗者的精神绞杀，让其他人对朝廷的权威产生敬畏之心。”
艾莉森接着说：“这场富户迁徙事件，反映了朝廷与地方富户之间深刻的矛盾。朝廷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和经济利益，不惜采取强制手段剥夺富户的财富和资产，而富户们则在这场权力与资本的较量中成为了牺牲品。”
在探讨郑芝龙养活20万军队的秘诀时，卢卡斯兴奋地说：“郑芝龙的海盗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三级财富榨取体系非常巧妙。首先是海盗保险业，商船缴纳10%货物价值的‘保护费’，可获得郑家旗帜庇护。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显示，1630年代该费用年入达200万两白银。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商业保险，只不过是通过暴力的手段来保障商船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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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森点头表示赞同：“其次是港口经济垄断，他在澎湖、金门建立‘海上租界’，向各国商船征收吨位税。西班牙史料记载，马尼拉港关税的40%流入郑氏口袋。他将海盗窝点变成了繁荣的贸易中心，通过控制港口来获取巨额财富。”
卢卡斯继续说道：“最后是人口贩卖网络，他将东南亚俘虏贩卖至日本为奴，单次交易规模超千人。菲律宾总督报告称，郑芝龙每年输出奴隶约5000人。这是一条极其残忍的财富获取途径，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成为了他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
艾莉森补充道：“郑芝龙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也是他成功的关键。他在安平建立可同时建造50艘战船的船坞，配备荷兰进口的青铜火炮。同时，他雇佣日本忍者收集葡萄牙、荷兰舰队动向，情报传递速度比官方驿站快3倍。这种军事与工业的结合，让他在海上拥有了强大的竞争力，能够有效地保护自己的财富和势力范围。”
当谈到清军屠城的问题时，气氛变得凝重起来。艾莉森沉重地说：“清军在扬州、昆山、嘉兴、江阴、常熟、金华、南昌、广州等地大肆屠城，造成了大量无辜百姓的死亡。从抵抗成本分析表来看，扬州抗清兵力1万，屠杀规模8万；广州抗清兵力5000，屠杀规模10万。而北方一些城市，如北京，抗清兵力0，屠杀规模仅3000。这似乎表明屠杀规模与抵抗程度有一定的关联，但又不完全如此。”
卢卡斯分析道：“清军的统治策略在不断进化。扬州模式通过极端暴力制造示范效应，使后续城市投降率提升70%。江阴模式中，81天围城后屠城，但当地士绅仍组织反抗，证明暴力存在失效边界。嘉定屠城后焚毁所有书院，企图根除反抗思想源头，但记忆的种子总会在废墟中重生。”
艾莉森接着说：“从经济理性考量来看，江南地区熟练织工日产值为0。5两白银，屠杀导致苏州丝绸业停滞损失年产值120万两。但多尔衮在1645年颁布‘剃发令’后，江南税收反增25%，显示恐怖统治的经济账。清军在屠城的过程中，虽然短期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从长远来看，他们试图通过恐怖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卢卡斯总结道：“清军屠城是多种矛盾交织的结果。一方面，他们需要通过暴力手段来镇压反抗，维护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们也考虑到了经济利益，希望通过恐怖统治来让百姓屈服，从而获取更多的财富。但这种血腥的手段，无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话题转到了日军侵华战争。艾莉森严肃地说：“日军在1937-1945年的侵华战争中，陷入了三组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首先是资源掠夺与生产能力崩溃的矛盾。占领区每年仅能提供所需石油的12%、钢铁的8%，不得不发动太平洋战争填补缺口。‘以战养战’政策导致华北农村生产力下降60%，反而加剧物资短缺。”
卢卡斯接着分析道：“其次是民族同化与文化抵抗的矛盾。强制推行日语教育，但1943年华北农村文盲率仍达92%（日据前为85%）。‘大东亚共荣圈’宣传遭民间戏仿，出现‘共荣=共穷’等讽刺标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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