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变发生前七十二小时，杨牧在城南的地下诊所里卖掉了自己600毫升的血。
“就这？”他捏着薄薄一沓钞票，盯着穿着白大褂的瘦削男人，“上次还多两百。”
“最近查得严。”男人低头整理着冰柜里的血浆袋，“嫌少你可以去正规血站。”
杨牧嗤笑一声。正规血站？像他这种有三次盗窃记录、连身份证都过期的人，哪个正规机构会要他的血？他数了数钱——八百块，够母亲两天透析费中的一天半。
走出诊所时已是深夜。
老旧居民楼的灯光稀稀拉拉，街道上只有流浪猫在翻垃圾桶。杨牧点了支烟，那可是支好烟，他从路边捡到的，可能是哪个有钱人一不注意弄丢了吧，那个人或许根本不在意，一包烟而已，丢了就丢了。
这可便宜了杨牧，他蹲在路边慢慢抽，手因为之前失血在微微颤抖，烟雾缭绕中，他盯着对面那家灯火通明的私立医院。
那里住着他母亲。肾衰竭晚期，每周透析三次，一次一千二。三个月前医生就说，再不换肾，最多活半年。
半年。一百八十天。
杨牧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蒂碾在脚下。他记得医生说出那个数字时的表情——不是冷漠，而是习以为常的遗憾。
仿佛在说：穷人生这种病，就是这个结局，我们都懂。
“懂你妈。”杨牧低声骂了句，将烟蒂甩在地上。
他起身，朝三公里外的商业区走去。那里有家奢侈品店，后门的监控上个月坏了还没修。他踩过点三次，知道保安凌晨一点换班时有两分钟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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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变前四十八小时，杨牧在派出所做完笔录出来，左脸颊肿得老高。
钱没偷成。店主装了新的隐藏摄像头，保安把他按在地上揍了五分钟才报警。警察例行公事地问了几句，看他的眼神像看垃圾。
“又是你，杨牧。”负责的警官合上笔录本，“这次数额够立案了，知道吗？”
杨牧没说话，只是盯着桌子一角。他知道流程：拘留，审讯，等法院排期。少说半个月出不来。母亲怎么办？
“家里还有什么人？”警官问。
“……我妈。在医院。”
警官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先回去吧。下次再抓住，就没这么简单了。”
杨牧抬头，有些意外。
“滚。”警官摆摆手，满脸不耐烦，“趁我没改主意。”
杨牧走出派出所时，雨开始下。他没伞，就那么在雨里走着，任由冰冷的雨水浇透单薄的外套。路过一家面包店时，玻璃橱窗上映出他的影子：二十三岁，头发凌乱，脸上带伤，眼神里是那种被生活碾过无数次后的麻木和狠戾。
他摸了摸口袋——只剩下卖血得来的八百块，和一张皱巴巴的医院催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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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变前二十四小时，医院打来电话。
“杨先生，您母亲的账户余额不足了。如果明天上午十点前不续费，我们只能暂停透析。”
杨牧握着那台二手老人机，指节发白。“缓一天行不行？我明天就去凑钱。”
“规定就是规定。”护士的声音礼貌而疏离，“我们已经宽限三天了。”
电话挂断。杨牧坐在租住的棚户区板房里，盯着墙上的裂痕。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电磁炉、一堆空泡面盒。母亲的照片摆在床头，是她四十岁生日时拍的，那时她还在纺织厂上班，笑容里有种疲惫但真实的光。
现在那张脸瘦得脱了形，躺在病床上靠机器维持生命。
杨牧抓起桌上的水果刀，插进墙缝里，狠狠拧了一圈。木屑簌簌落下。
他想过去借高利贷。但像他这种没抵押没固定收入的人，连高利贷都瞧不上。他想过去抢银行——在脑子里演练过无数次，最后都因为“成功率太低”而放弃。他不想死，至少不想死在母亲前面。
窗外传来邻居夫妻的争吵声，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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