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于佳佳正坐在住建局会议室外的长椅上,手里捏着一张通知单。
白纸黑字写着:“因公众参与度不足,暂缓两项缓拆项目审批流程。”
她盯着“公众参与度不足”这几个字看了很久。
不是数据不够——他们提交了三百小时声景记录、五十七份居民口述档案、十二个三维重建模型;也不是立场不明确,每一份材料都标注了采集时间、地点与知情同意书编号。
问题不在证据,而在讲述的方式。
媒体依旧用“乡愁”“怀旧”“老城记忆”这样的词包装这一切,把活生生的人压缩成一种情绪符号。
苦难成了文艺素材,挣扎变成了背景音乐。
人们感动,转发,然后继续生活。
她走出大楼时,天空阴沉。
手机震动,是秦峰发来的消息:“第一批原声独白可以录了。”
她回了一个字:“好。”
“原声证言计划”启动当天,设在社区活动室。
没有灯光布置,没有主持人,只有一张桌子,一支麦克风,一台独立供电的录音笔。
第一位走进来的,是陈阿婆。
七十多岁,背微驼,穿着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
她坐下来,面对麦克风,一言不发。
十分钟过去了。
工作人员想提醒她开始,于佳佳摇头制止。
又过了五分钟,陈阿婆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
“我不是舍不得那破楼。”
她顿了顿,抬起头,像是看着某个看不见的人。
“我是怕他们忘了我是谁。”
录音结束,全场寂静。
没有人鼓掌,没人提问。
那种沉默不是尴尬,而是一种被击中的清醒。
这些声音后来被秦峰收进一部名为《城市耳录》的作品里。
他拒绝制作文字稿,不提供剪辑版本,也不接受商业授权。
唯一的播放渠道,是分布在老城区的二十个社区广播站。
第一天晚上,出租车司机老李无意中听到车载电台切换到了社区频道。
他本来想换台,却被那段苍老的声音钉在了座位上。
“我叫王秀兰,1953年嫁到西四北六条……那年冬天特别冷,结婚那天雪下了一整天……”
他愣住了,顺手把音量调大。
第二天中午,某中学教室里传出断续的女声:“……我儿子是在抗洪时走的,才二十一……他们说烈士家属优先分房,结果等了十八年……”
学生们停下笔,抬头望向喇叭。
网络上开始出现流言:“第一次觉得,爷爷奶奶不是背景板。”“原来我们城市的底色,是这些人撑起来的。”也有人骂:“制造情绪恐慌”“煽动对立”……
但更多人问:还能听到更多吗?
赵小满的名字出现在一期播客附录里。
有人私信问他:“你后来还去剥豆子了吗?”
他回:去了。昨天她给我带了碗腌萝卜。
那天夜里,秦峰站在麦窝社区的天台上听广播。
风很大,城市灯火在远处起伏。
耳机里传来下一个即将播出的声音片段,是个年轻女孩,说着童年时在厂区澡堂帮妈妈搓背的事。
他忽然明白,真正的抵抗,不是技术,不是法律,而是让人重新拥有说话的权利——不必被美化,不必被总结,只要真实地说出一句:“我在过日子。”
就在这时,前台值班的姚小波打来电话,语气少见地迟疑:
“有个老太太来了,说是找你。她不肯说名字,但带来了一份东西……看着很老,像是从箱底翻出来的。”
秦峰问:“什么东西?”
“她说是一份备忘录。”姚小波顿了顿,“七十年代的,跟这片区的地基有关。”林素珍来的时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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