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红双喜的暖水瓶和搪瓷脸盆。副食品柜台前挤着的人最多，隔着玻璃也能看到里面货架的空旷。
他又转到南边，这里学校相对集中。平阳县一中是他的母校，熟悉的校门让他脚步微微一顿，但并没有进去的打算。
校门旁的宣传栏上贴着褪色的海报和最新的大字报，内容无非是那些耳熟能详的口号。
走走停停，他也试着和看起来面善的蹲在街边晒太阳的老人，或者坐在单位门口看门的中年人搭讪几句。话题很自然地从问路开始，然后不经意地引到“招工”、“哪儿要人”这类信息上。
得到的反馈大同小异。
“招工？难哦。”一个裹着旧棉袄、袖着手的老头咂巴着嘴，“城里多少待业青年都安排不过来，哪轮得到农村户口。”
“我们厂？好几年没正经招过工了，都是顶替，偶尔有一两个指标，也都内部消化了。”木材厂门房是个缺了颗门牙的中年汉子，倒是健谈，“小伙子，你是农村来的吧？别想这美事了，安心挣工分实在。”
“听说地区那边偶尔有工程建设要临时工，但那是体力活，苦得很，还要大队开证明。”另一个在街边修自行车的师傅，头也不抬地说道。
这些信息都在阳光明的预料之中。
1961年，国民经济处于调整期，城镇就业压力巨大，正规的招工渠道对农村青年而言几乎完全关闭。
他打听这些，并非真的指望立刻找到门路，只是多了解一下相关信息，能让他对这个小县城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他看到的这些细节拼凑起来，就是1961年中原地区一个小县城的真实图景：匮乏、紧张，但秩序井然，阶层和资源的划分清晰而稳固。
转到下午三点多，阳光明觉得差不多了。
他在快出城的路边，找到了一家规模不大的供销社分销店。
店里光线昏暗，货架上东西不多。他目标明确，直接问售货员有没有背篓。
售货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正打着毛线，闻言抬头瞥了他一眼，指了指墙角：“就那几种，自己看。”
墙角堆着几个新背篓。阳光明挑了一个编织紧密结实的藤条背篓，带盖儿，盖子用麻绳系着。这种背篓容量大，盖上盖子也看不出里面装了什么，正合他用。
“五毛。”售货员报出价格。
阳光明从怀里掏出那叠钞票，小心地抽出一张付了账。
背着空背篓走出分销店，阳光明正式踏上了回村的路。
县城通往各公社的道路是夯实的土路，还算平整，但车马行人走过，尘土飞扬。
路两旁是空旷的田野，麦苗刚刚返青，稀稀拉拉，透着一股勉强挣扎的绿意。更远处，间或有光秃秃的村落和零星的树木点缀在苍黄的大地上。
阳光明脚步不慢，保持着均匀的速度。二十多里路，对于这具刚刚吃饱喝足的年轻身体来说，并不算太艰巨的考验。
路上行人不多，偶尔有赶着牛车、驴车的农人慢悠悠经过，看到他这个背着背篓的独行青年，会投来随意的一瞥。
阳光明步履稳健，一边走，一边继续梳理着思绪，规划着回家后该如何说，如何做。
走了将近两个小时，远远的，向阳村的轮廓出现在视野里。
低矮的土坯房连成一片，村口的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桠指向天空，几缕炊烟袅袅升起，提醒着这是晚饭时分。
阳光明没有立刻进村。他在村外不远处的一个小土坡后面停了下来。
这里僻静，没人能看到。
他放下背篓，揭开盖子，意识沉入冰箱空间。
是时候把“东西”放进去了。
他首先取出的是粮食。
五斤用粗布口袋装着的东北大米，颗粒饱满；五斤同样用布口袋装着的南方籼米，晶莹剔透；五斤标准粉，雪白细腻。
这些细粮，在如今的农村，是过年都未必能吃上的好东西。
接着是杂粮：一斤黄澄澄的玉米面，一斤红小豆，一斤绿豆，一斤黄豆，一斤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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