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踏入关中地界，不仅仅是刘辩的心境为之一松，整个銮驾队伍的行进节奏也陡然放缓了下来。
不再是关东那般带着明确政治任务与潜在风险的疾行，而是仿佛卸下了重担的行者，开始以一种更为从容、甚至带着几分巡...
曲阜的春寒尚未尽去，晨雾如纱，笼罩着孔庙飞檐翘角的轮廓。明伦堂前的石阶上，露水未干，映着初升的日光，泛出点点银芒。三日前天子启驾回京，曲阜城内的喧嚣渐渐平息，但那场讲学所带来的震荡，却如深埋地底的雷火，仍在青州士人的心中持续燃烧。
自钟繇离境后，朝廷派出的“道务巡查使”便陆续抵达各郡。这些人皆出自尚书台或御史府，身穿皂衣，腰佩铜印，手持诏书副本，每至一地，必先召集当地官吏与道门首领于府衙集会，宣读《奉正观设立条例》，随后登记录册、查验田产、清点信众。动作之迅速、程序之严密，令人无可推诿。
最初尚有几处道观试图拖延搪塞，借口典籍散佚、名册不全，甚至以“神谕未降”为由拒绝配合。然而不出十日，其中两座拒不登记的坛口便被查封，主持者以“聚众惑民、抗旨不遵”罪名押送州府监禁，观中财物尽数没收，田地划归屯田营，原址改建为乡学。
自此之后，再无人敢公然违令。短短半月间，青州境内已有四十七座道观完成登记，挂上“奉正”匾额。那些曾经香火鼎盛、夜祷声彻山林的隐修之所，如今门前立碑刻律，每月初一还需迎接地方官员巡视；昔日披发仗剑、自称通灵的道士，现在每日清晨须在“惠民堂”前为百姓施药诊病，若有怠慢，即遭举报惩处。
更令人惊异的是，朝廷并未止步于整顿道门。继“奉正观”制度推行之后，一道新的政令悄然下发：凡民间结社、书院、精舍、宗族义庄等组织，无论其名义为何，凡聚众三十人以上者，皆须向郡县申报备案，注明成员名单、活动内容、资金来源及负责人姓名。若涉及跨郡流动或接受外部资助，则需经州府核准方可运作。
此令一出，犹如投石入水，激起千层波澜。许多世代传承的乡绅家族始觉不安??他们原本以为，只要不涉军政、不蓄私兵，便可安然自处。谁知朝廷连宗族祭祖、子弟讲学这类事务也要纳入监管？有人私下抱怨：“连修族谱都要报官，岂非荒唐！”可话音未落，邻县便传来消息：某李姓大族因私自修订家谱、隐瞒旁支出嗣之事，被巡查使得知后上报，族长遭申饬，祠堂暂封三月。
恐惧开始蔓延。
而在这种压抑而紧张的氛围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悄然发生??越来越多的士人竟主动向官府靠拢。他们不再只是被动应付检查，而是积极献策、请求参与新政实施。有人提议将旧有义学改为官督民办的“共沐学堂”，专授《孝经》《论语》与朝廷律令；有人捐资筹建“惠民医馆”，请来儒医坐堂问诊；更有年轻子弟纷纷报名参加“讲学员”选拔，愿赴各县宣讲“共沐刘辩”之义。
这些举动背后，实则是对现实的深刻认知。他们终于明白，钟繇那一日在明伦堂所言并非虚语：时代确实变了。皇权不再满足于象征性的尊崇与表面的顺从，它要深入到社会肌理的最深处，将一切潜在的力量都纳入可视、可控、可调用的体系之中。反抗无益，逃避无路，唯有顺应，方能存续。
这一趋势，在郑卿返回长安述职途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他途经泰山郡时，当地太守亲自出城三十里相迎，并安排了一场盛大的“迎贤宴”。席间，十余位本地名流轮番起身致辞，称颂天子英明、新政惠民，更有老儒当场涕泣，言道：“吾辈读书半生，终见王道教化真行于天下！”
郑卿不动声色，只含笑饮茶。他知道，这些人的眼泪未必真诚，掌声多半出于畏惧。但他也清楚，这正是统治所需的效果??不必人人真心拥戴，只需人人不敢违逆。当服从成为习惯，敬畏化作本能，秩序自然稳固。
回到长安后，他立即入宫面圣。此时钟繇已返京半月，虽仍居南宫偏殿养疾，但每日批阅奏章、召见大臣，政务未曾稍懈。见到郑卿，他只问了一句：“青州可安？”
“回陛下，”郑卿跪拜奏道，“道门已服管束，士林渐趋驯顺。分家析产之令在各县稳步推进，豪族虽有
温馨提示：亲爱的读者，为了避免丢失和转马，请勿依赖搜索访问，建议你收藏【BB书屋网】 m.bbwwljj.com。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可能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